“锯大腿不打麻药？”
“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找了一个陪叫的。”
“陪叫？”
前 言
2019年春节，我在拉各斯的餐厅里，与尼日利亚某奶饮料生产企业的董事长柳箐畅谈起她过去30年的打拼经历。先是80年代在老家徐州当个体户卖女装，90年代又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雅库茨克当起“国际倒爷”，生意正风生水起之时，经济危机却忽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详见《30年前，这个中国女人就是俄罗斯远东的带货女王》）离开了俄罗斯，柳箐一时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张部长被俄罗斯特种部队打劫的事，让柳箐很长一段时间都心有余悸。在雅库茨克这几年，“安成”这个大型超市像她孩子一样，可她也清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混乱的地方”不仅赚不到钱，可能连人身安全也保证不了。明年就是千禧年了。柳箐希望自己能有个新的开始。张部长出主意，建议柳箐移民加拿大，因为“那是最容易移民的发达国家”，柳箐却不置可否，想来自己既不会英语，也不知道去那里能做什么。更何况，那里“和雅库茨克一样冷”。1月，雅库茨克接连下了几场大雪，在这个距离北极圈只有400多公里的小城，夏天暗不下去，冬天大半时间都是黑的。这样的节奏让柳箐很难受，加上难以吃到绿色蔬菜，几年下来她一直胃病不断，一到冬天就疼得厉害。她忽然想起前段时间在飞机上遇到的两位温州小伙儿，两人在莫斯科做眼镜生意，闲聊时，说是过些时日要去拉各斯看看，“那是尼日利亚的旧都和最大的城市，听在那里老乡说，拉各斯市场前景非常好，现在去正是时候”。见柳箐心动，其中一位祝姓的男生非常热心，要了柳箐的信息，说帮她申请一张邀请函，可以一起过去看看。想到热气腾腾的非洲，柳箐胃里舒服多了。而张部长那边，移民中介的方案也出来了——先与想移民加拿大的俄罗斯技术精英假结婚，用对方的技术背景获取技术移民身份。移民成功后，再在当地解除婚姻。柳箐则需提供两人移民的所有费用，预计2万多美金。“假结婚？”柳箐没想到还要用这一招，“离不掉怎么办？”“我落实过了，没问题，他们做成几百个单了。”张部长告诉柳箐，只需先交7000美金的定金，然后静候通知即可，一旦中介找到那位“丈夫”就会让她去莫斯科办理结婚手续，“其他事宜，中介公司全部搞定。拿到移民签证后，再付清余款”。 两周后，柳箐接到通知，去了位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移民中介，在一间小小会客间里，柳箐与那位俄罗斯“丈夫”握了握手，就办完了婚姻注册。中介告诉她，还需在莫斯科待几天，以防万一。 柳箐住在一家中国人经营的青年旅社，也在红场附近，是在绥芬河认识的朋友董妮推荐的。董妮在一家中国公司的俄罗斯分部做行政，常驻莫斯科。临近春节，这天下午，董妮特意邀请柳箐去参加她们公司的迎春联欢晚宴。刚到会场落座，便有一位高大清瘦的俄罗斯小伙对两人微笑示好。董妮给柳箐介绍，萨沙是公司里的电气工程师，白俄罗斯人。整晚，萨沙一直坐在柳箐和董妮身旁问东问西。晚会结束后，董妮开车送柳箐回旅社，途中便问起柳箐对萨沙感觉如何。“很有绅士风度。你男朋友？”“哈哈，我孩子都快能打酱油了，是他想追你。刚出来前，他把我拉到一旁，恳求我帮忙传话，说不敢直接找你，怕你一下子就拒绝了。”柳箐觉得萨沙看面相年纪太小，董妮却说，“比你还大2岁。”“可我马上就要逃离这儿了呀。”“说不定又被拴住了呢？”董妮笑道。第二天，董妮就坐飞机回国过年了。天又下起大雪，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那几个彩色蘑菇头像是撒满了糖霜。傍晚时分，雪还在下，柳箐忽然看到大雪中旅社外面的萨沙，手里还拿着一捧红玫瑰。柳箐赶紧转身下楼。瞟见推门而出、快步朝他走来的柳箐，萨沙冻得僵硬的脸也笑了起来。原来，萨沙向董妮打听到柳箐下榻的旅社，下班后就径直过来了，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一阵了。随后一周，萨沙向公司请了假，每天一大早就来接柳箐畅游莫斯科，把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柳箐也难得感到了久违的轻松，暂时不用想汇率、不用想货卖得咋样、也不用想员工们的工资，只跟着萨沙四处游逛。在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的院子里，柳箐也终于看到了儿时在军营大院里被那些大哥哥们经常挂在口中的二战最著名的坦克T34、喀秋莎榴弹炮的真身。走进馆内，那些卡宾枪、军装、望远镜映入眼帘，幼时看过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丽塔、热尼娅、瓦斯科夫的形象又浮现了出来。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柳箐感觉自己把心完全交了出去。无奈相聚时短，柳箐还得飞回雅库茨克，自此也开始了苦涩的异地恋。经过之前在乌苏里斯克遭遇黑帮后，这一年，柳箐不管是去绥芬河、哈尔滨，全都绕道莫斯科，这也给她和萨沙的频繁约会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随着这一年两人感情的深入，萨沙也开始向柳箐提及结婚的事了。柳箐也明白不能再拖了，但心里还是犹豫，“莫非就这样留在俄罗斯和萨沙一起过小日子？” 可是，俄罗斯的经济变得更差了，柳箐也一直在四处找机会。她甚至一度想到了北京的秀水街——她几年前曾去过一次，对那里印象极深，尤其是外国人热衷的欧美名牌服装、箱包、首饰、手表的高仿、A货生意，更是出奇的好。等到年底，柳箐决定再去一次秀水街。在这条宽不到10米、长500余米的露天市场上来回走了好几圈，柳箐看着418间铁皮房商铺分成两列，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外国买家们提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大塑料袋，你来我往地与店主用计算器讨价还价的场景，十分兴奋。估摸着很难再租到铺位了，她便试着问店主，有没有人想转让。没想到，几位店主都跟她抱怨，说上个月就有报道称秀水街要拆除，新建一栋秀水大厦，要“退路进厅”，但商铺位要重新竞投，完全没有照顾到他们这些原来的租客，“这秀水街的名气，可是我们十多年打造出来的。这是强抢明夺，我们一定要去告他们。”这让柳箐心凉了下来，她知道这样的纷争可能让大厦久久不能开工。即便顺利开了工，这么高的大厦，至少也要建2年吧？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过，眼前的景象倒让她想起了与包楠在徐州服装市场里打拼的景象。柳箐找到电话亭，给包楠打了电话，分享了自己在秀水街的感受，又问包楠有没有可能跟她回北京一起干。没想到，包楠却告诉柳箐，她和法列特在雅库茨克郊外买了一块地，新房子刚建好，而且她自己的商铺也刚有了起色，“还有，我怀孕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法离开雅库茨克了。”“怀孕？太好了。几个月了？”“3个月了。”没想到时间好快，包楠有自己的孩子了。柳箐一个人站在北京冬天的街头，难免有些唏嘘，也忍不住做起自己的打算。这一次回到雅库茨克，张部长说移民中介又打电话来催她要见签证官，其它的都办好了。“啊？忘了告诉您了，加拿大不去了，我要和萨沙结婚。”“那7000美元就泡汤了？”“算了。才定下来的，明年6月，跟他回老家办婚礼。中介那边需要我后续处理的，跟我说就行，我都配合。”“看来你是要在这里扎根下去了。”张部长笑了。柳箐也苦笑了一下，找不出什么话来应对。她和张部长聊过多次，两人都不太看好俄罗斯经济能在短期内恢复起来，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也就是在这个当口，小祝忽然打来了电话。一年多了，柳箐早把拉各斯的事忘了，在电话这头过了好一阵才想起小祝是谁。小祝告诉她邀请函带回来了，拉各斯的市场很好，比几年前俄罗斯还要好。“真的？”一听这话，柳箐忍不住问道，“那你们什么时候再去？”“估计要到明年底，我们得先把莫斯科的存货处理掉。”柳箐等不了这么久，决定自己去看看，盘算了下时间——春节得带萨沙回一趟徐州见父亲，回来就得筹备6月的婚礼了——她只有春节前这段时间有机会去一趟。于是，千禧年的第2天，在莫斯科告别了萨沙，柳箐独自飞去了拉各斯。在拉各斯机场，柳箐花了很久才等到因塞车迟到的“龙城”老板孙国平，这是小祝帮柳箐约好的接机人。 “龙城”有两层楼，2层是客房，1天38美元包吃住，基本住满了；底层是商铺，批发中国商品，生意异常火爆，从早到晚都挤满了前来进货的本地商贩。柳箐刚抵达，就看到一个温州人开的鞋铺前，黑人商贩挤成一团，高高举起手中的美金抢货。店家忙得满头大汗，黑框眼镜都被挤得歪歪斜斜。后来不得不在门口贴出告示：“（买鞋）少于100箱不卖。”这样的场景让柳箐热血沸腾。她赶忙让孙国平把当地著名的伊杜摩塔（Idumota）市场的几个主要区域和出口在地图上标注出来，自己叫了个摩的，就去这个当地最大的批发市场“踩点”了。一走进市场，柳箐便迷失了方向——这里就像一个迷宫，主路、支路上布满了商铺，路边也挤满撑着各色太阳伞的临时摊贩。五金门锁、椅子、布料、电池、灯具等生活用品都有，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牌子货，虎头牌电池、天坛牌蜡烛等。店家全都站在门口，不时吆喝着自己的生意，一见人过来，便要伸手拉进去。直到天快黑了，柳箐还没逛完。回来后一问，才知道这个批发市场不仅面向当地、还要接应整个尼日利亚甚至是西非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周边喀麦隆、贝宁、加蓬、加纳等国家。拉各斯有1千7百多万人，尼日利亚有1亿9千万人，周边国家还有2亿多人，听到这些数字，柳箐兴奋异常。只是，在拉各斯街上逛了10天，柳箐渐渐开始着急了——在这样有潜力的市场，她却没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她从俄罗斯顺便带了几包长丝袜，想试试水，哪知这儿的人根本不穿丝袜。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简直是天壤之别。柳箐心下一沉，想着自己在俄罗斯的进货渠道和供应商在这边基本派不上用场。马上就要离开了，柳箐一夜未眠，早上起来晕沉沉地收拾着行李，中午在“龙城”餐厅吃饭，柳箐边吃，边跟这里的电工梁师傅闲聊，叹气说这次自己可能要空手而归了，“不知在这儿能干什么”。“我告诉你一招，准赚钱。”梁师傅告诉柳箐，他的老乡老张前段时间在这儿帮一个香港老板搞了个制氧厂，“一瓶氧气卖10美元，国内才卖10块钱，在这儿开家制氧厂，暴利呀！这么多工地，到处都需要氧气（用于气割）。”柳箐从没打算来这儿办厂，梁师傅的话也并未激起她的兴趣，可梁师傅还是坚持把老张在天津的联系方式写在便签上交给了柳箐，又说老张的香港老板回去做“大生意”了，把厂子关了，现在老张他们一帮人都在老家待业呢。飞机上，柳箐失落地望着窗外，突然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可以改签一下机票，再多待几天了解一下制氧厂的情况。可现在已然都晚了，她闭上眼睛，雅库茨克冰天雪地和拉各斯热气腾腾的景象交替出现，让她久久无法平静。她拿出梁师傅写的便签反复看了又看，心想眼下只有这一条路了。一到北京，柳箐立即联系上老张，约好次日在天津见面。这天，老张将此前一起在拉各斯制氧厂干过的刘师傅、王师傅一并带了过来，拍着胸脯向柳箐保证，“你只需要投资10万美元，其他包在我们兄弟3人身上，3个月就可以建成出氧气。”柳箐琢磨，如果顺利，也不会耽误她跟萨沙的婚事。只要工厂出产品，开始赚钱了，她就可以说服萨沙一起过去，以萨沙的能力帮她管工厂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你们也出点钱，意思一下，有个约束。不然，你们一不高兴就回来了，我怎么办？”大家协商后，老张出5万，刘师傅和王师傅各出1万。柳箐看大家把合作协议和项目分工都谈清楚了，便当即决定：“大家分头行动，但必须在5月份前要出氧气。”柳箐说完就把老张他们送走，自己马上赶回了北京。萨沙第二天就要飞来北京，跟她回徐州见家人。柳箐专门在北京饭店订了朝向长安街的客房，能从阳台上望到天安门广场。一想到萨沙可能也会喜欢，柳箐心里很高兴。只是关于拉各斯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开口。那天，柳箐早早地来到首都机场到达厅，站在出口的栏杆后面。没想到两人刚一见面，萨沙就哭丧着脸掉下泪来，“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柳箐这才想起，萨沙是第一次坐飞机，便安慰他：“多坐几次就习惯了，没事的。”“不不不，太危险了。我们以后尽量别坐飞机。” “不坐飞机怎么做生意呀？”“你不用做生意嘛！我养你呀，我有工作。”柳箐心头一紧，想着还是先不告诉他建厂的事，以后找机会再说吧。过完春节，柳箐回到雅库茨克把“安成”转卖给张部长和其他几个股东后，直接飞往拉各斯，和老张一起租了办公楼和厂房，办好投资建厂的手续。老张负责工厂筹建，刘师傅负责招工，王师傅搞培训。一个月后，从国内采购的二手制氧设备和1078个氧气钢瓶也运到了。不到两周，设备就安装调试好了。柳箐本以为可以提前出氧，可拉各斯的供电极不稳定，几乎每天都会停电，有时一天会停30多次。制氧机要升压到140公斤/平方厘米（简称公斤）以上才能出氧。这样的供电状况，氧气根本出不了。而他们在当地买的二手发电机完全带不动制氧机，老张找来维修工，对方承诺两周内修好，可修了一个月也没见起色。等服务费付得只剩下尾款时，维修工消失了。这个意外情况，让原本充裕的时间进度，一下紧张起来。柳箐带上翻译老王去找那家维修公司，对方一看合同就表示，这是维修工自己接的私活，没他们经理的签名，公司根本不认。柳箐没辙，只好另寻一家。然而，新维修工刚开工，前面跑掉的维修工便带着一位胖警官来到工厂，说工厂侵吞了他的合同款。警官请柳箐去警局协助调查，柳箐一听就火冒三丈，“哪有这样倒打一耙的人？！” 翻译老王来拉各斯3年了，本是跟着中国公司过来建拉各斯到伊巴丹的铁路的，结果项目却被尼方一拖再拖，只能跳槽到柳箐这儿。见状，他告诉柳箐，胖警官应该是被收买了。最终，还是只能由一位女警官的引荐，认识了当地的女警察局长，局长安排另一个警官接手此案，这场无理起诉才被驳回。转眼日子都到5月初了，萨沙已打来好几次电话催柳箐回去准备婚礼了。老张也建议，别再死磕那部发电机了，还是再买一个吧，“不然要被它拖死”。可柳箐已经拿不出钱来买发电机了。此行带来的16万美金就要花完了。柳箐只能找张部长救急——此前转让“安成”，他们还有十多万美元没给她。虽然张部长在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实在没办法了。听到了柳箐的窘境，张部长告诉柳箐，他前几年和喀麦隆的雅温得朋友合开了一个可口可乐的灌装厂，朋友可以凑些现金出来，但必须柳箐亲自去雅温得拿钱。“真是救了我的命了，我明天就出发。” “注意安全，不要久留，特别是晚上劫匪多，注意避开那些摩托佬。我已安排朋友到机场接送你。”张部长的朋友凑到了5万美金，柳箐内心感激不尽，朋友还一再提醒她，喀麦隆海关只允许随身带5千美元的现金，被抓到了不仅要没收现金还要坐牢。柳箐就把现金用袋子绑在大腿上，用裙子一罩，径直往机场里走。那时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机场都还没有安检，安检设施和安检程序是隔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才有的。回到拉各斯，柳箐买了新发电机，老张他们连着几日通宵达旦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看到刘师傅和他的黑人徒弟灌满了一瓶又一瓶的氧气钢瓶时，柳箐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消息一出，来买氧气的货车就在厂门口排起了长队。柳箐迟迟没有回去，萨沙的电话越催越急了。萨沙说，父母连办婚礼的教堂都预订好了，怎么柳箐一直不见人。想来这边刚能出氧，自己就要离开至少一个月，出了事怎么办？柳箐试探着问萨沙，能不能把婚礼推后一个月。 萨沙一听就炸了，在电话那一头狂吼着质问她，到底想不想结这个婚。这还是两人交往这么久来，萨沙第一次冲她发火，柳箐也能理解，毕竟结婚是大事，怎能说改就改。夜里，柳箐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还是得先把婚结了，把蜜月往后推推好了。如果能说服萨沙来这儿度蜜月，就更好了。让他自己来这儿看看，工厂能赚钱总是让人开心的事嘛……这样想着，也就恍惚睡着了。 “嘭！”一天夜里，一声巨响忽然把睡梦中的柳箐惊醒，朦胧中几个黑影冲进来。她正想发火：这里的工人真是无法无天，打架怎么打进了我的房间？戴上眼镜一看才吓了一跳，黑暗中七八个人举着明晃晃的大砍刀，对她喊着：“Money！Money！Money！”柳箐一下清醒了，很快又镇定下来，她知道拉各斯的劫匪跟俄罗斯的一样——只是抢钱，一般不会杀人。柳箐起床把外套穿好，劫匪的头目也进来了，他穿着下矿井的工作服，头上安全帽的灯四处扫来扫去，手里还晃着把手枪，也不知真假。很快，住在旁边宿舍的翻译老王、老张三兄弟和出纳小周都被劫匪们集中到柳箐的屋里。小周刚大学毕业，哪儿见过这阵仗，吓得脚软，是被翻译老王搀扶着一瘸一拐挪进来的。见人到齐后，绑匪头目用枪指着柳箐的头，要她把所有钱都拿出来。柳箐用头朝办公室方向示意了一下，劫匪们便把所有人都带了过去。 那天下午，柳箐刚去换了1千美元的奈拉（尼日利亚的流通货币）。她用手指了指装钱的文件柜，两劫匪一把拉开柜门，看到一大叠奈拉，叽哩哇啦兴奋地刨进手里的袋子，然后又继续翻箱倒柜，看看还有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看，护照、文件纸张、铅笔等掉了一地。头目又用枪指着柳箐问保险柜的地方。柳箐让老王告诉他们，自己没有保险柜，只有楼上厂房地主的办公室里有——实际上那间办公室一直闲置着，地主也从未来过。劫匪们呼呼啦啦往楼上去了，半小时后，再没听到什么动静。大家都还按劫匪的要求，面对着墙僵硬地站着，谁都不敢乱动，小周还瘫坐在墙角。柳箐轻轻探了探身，瞧瞧外面的动静，翻译老王领会了她的意思，猫着腰到门边出去。过了几分钟，老王回来轻声告诉柳箐劫匪应该是撤了。“开灯吧。”柳箐说。看终于没什么危险了，墙角的小周终于放声哭了出来，边抽泣边对柳箐说自己要辞职，明天就去买机票回国，刘师傅、王师傅也跟着说自己干不下去了。老张也坦言，其实他在香港老板的制氧厂里不是厂长，也只是干着刘师傅现在的工作，没想到这段时间会受这么多折磨。柳箐心里一直都挺感激老张的，她知道没有他撑着，这个厂根本建不起来。老张说自己已经心力交瘁了，钱也不赚了，只求柳箐把他投的本钱还给他就行。柳箐又何尝不害怕，望着大家惊魂未散的神情，她努力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们要走就走吧，但我不会走的。要钱现在没有，赚了后会还给你们的。”大家怏怏地各自散去，剩下柳箐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满心想着，如今自己这个小团队的心已散了，如果她一走，这个工厂肯定再也开不起来了。只是一旦离开，失去的不仅是工厂，还是这片充满机会的热土。而且一旦回去，她就再也没有财力来闯荡了，只能陪着萨沙在他白俄罗斯的乡下，过着平淡的生活……从本心里，柳箐不想放弃。第二天上午，萨沙又打过电话来催她。柳箐知道她的俄语水平，也没法在电话里跟萨沙解释清楚自己昨天的经历、以及全部的想法，萨沙的中文水平也很难听懂这样复杂情况描述，于是她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这婚，短期里结不成了，要么你来这儿帮帮我，要么现在就分手。”沉默片刻后，萨沙终于咆哮起来：“你、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老张他们几个见柳箐连婚都不结了，也要把这个厂干起来，便不再言语，咬着牙留了下来，只有小周拖着行李箱回了国。两个月后，工厂终于稳定了下来，生意异常火爆，白天黑夜连轴转，工人们积极性也很高，争着干夜班。即便如此，工厂产能仍然赶不上提货的需求，拉氧气瓶的车常常要排着长队候在门口。一天，柳箐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生产销售报表，独自暗喜：这样下去，要不了半年，所有的投资都可以收回来了，或许还能再开几个制氧厂。翻译老王走进来，身后带着一个精干的黑人小伙子，柳箐认识他，是厂房地主的助理。他来请柳箐去地主家中聊聊。老张与地主相识近三年，之前也是他把地主引荐给柳箐的。“这人很精明，在英国留学多年，和拉各斯的精英层很熟，在政界、商界都很有势力，他不仅在伊凯甲有三四处工厂物业，整个拉各斯国际机场的清洁服务都是他承揽的。”老王偷偷告诉柳箐，地主虽然没来过工厂，但这工厂里有不少都是他的耳目，特别是那几个门卫。“好吧，那我们就去赴赴这个‘鸿门宴’。”一进大院，柳箐就看到20多辆豪华轿车整齐地停放着。老王说这些车都是地主的，他喜欢玩车。助理将柳箐和老王引进一个超大的客厅，地主穿着一身约鲁巴人的传统礼服，40岁出头，身材保持得很不错，脸上也没有赘肉。地主示意柳箐吃茶几上的葡萄和菠萝，随后又说自己前段时间很忙，没帮上柳箐什么忙，听说她凭一己之力搞定了打官司、罢工、抢劫等一系列的问题，表示很佩服，“要是我早知道，能稍微帮下忙，应该可以避免少走点弯路。”听完了老王的翻译，柳箐只是礼貌地笑了两声。随后，地主又说自己在政界、军界和商界都有很多朋友，经常会来家里参加沙龙、酒会，欢迎柳箐以后也常来，“在拉各斯要想把生意做大，一定得靠这些朋友的帮忙”。过去这么多年，从徐州到雅库茨克，柳箐一直像个身影飘忽的游侠，在暗处做着自己的一摊生意，连乌苏里斯克的黑帮老大都抓不住把柄。而此时的柳箐还不明白，与之前的“倒爷”生意相比，办工厂早不是一回事了。因此，地主刚说想和她合作，她便拒绝了——自己已从死亡线上爬过来了，如今事态刚刚好转，合作完全没必要了——更重要的是，柳箐厌恶这种精于算计的人，跟乌苏里斯克的那个黑帮老大一样，都是她要避而远之的。“你管不了你的工人，他们晚上偷卖你的氧气。”地主看到柳箐拒绝，清了清喉咙亮出王牌。“不可能！”柳箐认为晚班都是刘师傅、王师傅的大徒弟领班的，两师傅爱徒如子，不仅什么技术都教给他们，平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惦记着他们，有他俩在，领班不可能干出这种监守自盗的事来。“你回去数数你的氧气瓶，是不是丢了22个。”辞别地主后，径直回到厂里，把老张叫来一个一个地数氧气钢瓶，正好少了22个。柳箐一下感到头皮发麻，她总感觉自己待这些工人不薄，但为何会这样？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助那位女警察局长。经历了上次维修师傅起诉案，柳箐对这位女局长的正直、果断的印象很深，随后的几次小纠葛也都是在女局长的帮助下才解决了问题。在当地，女局长的确是手握实权的“大人物”，伊凯甲区本就是拉各斯最主要的工业区，又是拉各斯州的州府所在地，企业主、富豪很多，这个位子是所有警官们都眼馋的。而且，女局长也从不像其他警官那样，喜欢暗示着什么“我家那个空调最近有点问题”或者“我家长辈要过生日”等等来索贿。每次找她办事，最多只会象征性地收下类似巧克力、干果这样的小零食。因此，柳箐对她也更为敬佩，有什么难事，总想向她请教。听完柳箐的抱怨后，女局长笑着对柳箐说：“看来你们对这里的工人真不了解。”之后，又给柳箐支了两招——第一，要对全厂的工人强调纪律性，建有严厉的处罚措施，要拿着“鞭子”，要树立威信而不是亲和力；第二，工人最需要的激励是小费，而不是送东西。第二天，女局长派人先秘密地把门卫带走审问，门卫老老实实地开出了一个偷钢瓶、偷卖氧气的工人名单。随后，又派了一车的警察到工厂，按照名单把偷盗者一个个逮捕了。整个工厂里，只有一个黑人生产经理曼德没有参与。为此，工厂停产了好几天，全部重招工人培训后再开工生产。自此，工人都很怕柳箐了，再也没人偷东西了。地主还是不死心，开始暗中通过门卫的配合，把工厂设备的供货渠道、生产技术人员的联络细细打探了一番，他想等挤走柳箐后，从中国进设备，找这些联络好的技术人员，自己搞这个制氧厂。而且作为厂房主，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比如制氧厂没经过他的同意便在地上挖了一个凉水池，需要罚款等等。最为致命的是，他很快抓住了柳箐“漏税”的把柄。柳箐遭遇的这次“漏税”非常憋屈。她对尼日利亚的报税交税流程不熟悉，便雇用了一名当地会计师负责报税交税。但地主却发现国家税务系统上一直没有柳箐工厂的交税记录——也就是说，工厂根本没有向税务交过税——这笔税款被这会计师私吞了。地主告诉柳箐，现在她只有一条路，就是关掉这个工厂，另寻一处，“不然税务知道后，会重罚，还会把你列入黑名单，以后再开工厂就很麻烦了”。柳箐愤怒地找会计师找来对质，会计师很快就承认了这一切，甚至还毫无惧色地告诉柳箐，虽然他会被抓进监狱，但很快就可以花钱把自己搞出来，“但你不行，这样的话，你的漏税就暴露了，税务局肯定会重罚你3亿奈拉（约6百万人民币）。”柳箐最终还是被迫关闭了这间来之不易的工厂。经过1个多月的精挑细选，翻译老王向柳箐推荐了在伊凯甲中部主干道旁的一个黎巴嫩裔厂房。柳箐和老张一起跟着老王去看了场地。老张一看厂址在热闹、繁忙的主干道旁就说好，不仅交通顺畅，更不会再有劫匪来了。厂房的确十分宽敞，分成两部分，中间有个大铁门，这样也方便以后扩产。柳箐也盘算过，现在生意好，自己的设备一直超负荷生产，这样做风险很大，她一直想再扩一条生产线，这个厂房正合她意。当然，吃过本地地主的亏后，柳箐也希望租用黎巴嫩人的厂房能好一些，然而，现实却不并如她意。柳箐的工厂搬来已经两个月有余，这个看起来心宽体胖的大个子黎巴嫩老头却一直没把另一半的厂房交付给柳箐，每次问，他总说：“Tomorrow（明天）”。又过了一个月，老头竟然把另一部分的厂房租给了一个刚来拉各斯搞板式家具的中国人。柳箐再也气不过了，一大早起来，就用自己买的大锁，把家具厂的大门给锁上了。家具厂的中国老板知道其中的过节后，立刻把黎巴嫩老头告上法庭。黎巴嫩老头与柳箐在法庭上相互指责、控诉，柳箐又不得不再次找女局长求助。然而这一次，女局长却对柳箐说，原本这是一件十分清晰、简单的事，但背后却有个大麻烦——“这黎巴嫩老头儿有个外甥叫法蒂，在这儿很有影响力，是黎巴嫩商会的头目，能说会道，办事很有手段，我的上司都要忌惮他三分”。女局长不敢贸然处理，让柳箐等一等，她可以先去找法蒂谈谈。一周后，女局长遗憾地告诉柳箐，法蒂不愿插足，女局长也帮不上忙了。这一次，柳箐真的有些无助了，举目四望，甚至连一个可以帮忙的华人华侨同胞都没有——2002 年，拉各斯的街上几乎很难见着中国人，大量中国人赴拉各斯做生意是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以后的事了。黎巴嫩老头子也始终没有把那部分厂房还给她，1年后，柳箐只好又寻一处地方增开了一家厂。制氧厂虽然赚钱，但柳箐也一直担惊受怕。随着对制氧工艺的了解的日益加深，一开始那般无知者无畏很快就荡然无存了。柳箐越发感觉到，有颗定时炸弹悬在头上。那时，黎巴嫩老头子那家工厂已经发生过两次爆炸了。一次是灌装钢瓶时发生爆炸，钢瓶像炮弹一样炸到灌装间的防爆墙上，把30公分厚的混凝土防爆墙往后推了1米多；另一次爆炸把防爆墙撞出一个比头大的窟窿来，庆幸的是两次都没有伤到人。事故发生后，柳箐也咨询了国内专家，专家说，制氧不危险，危险主要在灌装：一是氧气瓶里混装了氢气或者沾了油污；另一个就是灌装速度太快，引起静电起火发生爆炸。“即便在国内管理比较规范的情况下，也时有因管理疏忽而发生炸死人的事故。”这让柳箐的心更是提到了嗓子眼。虽然刘师傅、王师傅都对每一个钢瓶检查得很仔细，但瓶内有没有混装过氢气、有没有油脂在里面，实在没法检查，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白天灌装，在两位师傅的严格监控下，工人还按操作规程来干；一到夜班，工人就怎么省事怎么来做了。他们似乎根本不把命当回事，100多公斤压力的灌装管线，工人经常直接从灌好的钢瓶里拔出来，直接插向空瓶，两次爆炸都是这样的操作产生静电火花引爆的。客户给他点小费他就加压多灌些，钢瓶压力上限是 145 公斤，但就是有工人敢提高到 160 公斤。怎样教育、怎么强调危险性都无动于衷，“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的危险远没有因疟疾、艾滋病、警察 ‘误杀’而亡的几率大吧”。就这样，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2004年的一个夏夜，柳箐还坐在办公室加班，突然“轰”的一声，整个房子都剧烈震动了一下，随后，下面工厂里就传来哭叫的声音。 “完了！千万别出人命！”柳箐急忙跑下楼，看到一个黑人工人双手捂住左脚膝盖下面，痛苦地嚎叫着，腿下地面是一滩血。柳箐身体一下有些站不稳，旁边的老王马上扶着她让她先别急，工人只是伤了腿没生命危险。几天后，老王回来告诉柳箐，这位要截肢，而且不仅是锯小腿，“这里的医院没有把感染控制住，大腿也保不住了”。又过了两天，老王从医院回来，走进柳箐办公室，精疲力竭，神情特别沮丧。柳箐吓坏了，赶快问他是不是手术出问题了。“手术很成功，但太残忍了！他们居然没有用麻药！”柳箐一听惊呆了。“锯大腿不打麻药？” “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找了一个陪叫的。”“陪叫？”老王解释这是当地的土办法，为了分散病人的痛苦和注意力，医院花钱请人来陪着病人号叫，陪叫要叫得更真切更痛苦，好像比病人的痛苦更猛烈，这对病人还真管用。而守在一旁的老王，就相当于受了加倍痛苦的折磨。“太残忍、太残忍了。”老王一直念叨着。柳箐听得背脊发凉，如果哪天炸死人了怎么办？“死了人，赚再多的钱心也不安呀。”这一次，制氧厂是彻底不能再开了，但不做氧气，自己又能做什么呢？（未完待续）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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